在江南大地上，有一座座高大的精美的石兽雕刻，它们雄浑魄丽、流畅生动、蓄势待发，乃是古代雕刻艺术的瑰宝，他们的艺术价值可以和同时代的北魏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相提并论。它们就是驰名中外的南朝陵墓石刻。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还有游览者看过南朝陵墓石刻后，无不被这些屹立千年的古代石刻的巨大的艺术魅力所深深震撼，甚至称这些石刻为完美的物体。

　　南朝（公元420年-479年）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与北朝相对的南方偏安政权，共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政权时期。历史学也把南朝与东吴、东晋并称为六朝时期（指南方）。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多个政权交替，时局动荡，争战不断，也是一个黑暗混乱的时期。
 
　　南朝陵墓石刻中，都是南朝皇帝和王侯陵墓前的神道石刻。神道即墓道，意为神行的道路。设立在神道两侧作为陵墓标志的石刻，便称神道石刻。由于神道石刻只有帝王和王侯才享有，因此神道石刻往往雕刻精美，形制巨大，是权贵的象征。中国的雕塑艺术源源流长，只有在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年代，才能产生像这样近似完美的雕刻艺术品。这些岿然长存的南朝陵墓石刻（统称六朝石刻），全部在江苏省境，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石刻来讲，共有33处。按地区划分，南京11处，南京江宁区10处，句容1处，丹阳11处。以时代区分，宋1处，齐8处，梁 13处，陈2处，具体时代失考的石刻9处。其年代最早始于南朝刘宋，距今约1500年。南朝陵墓石刻中，都是南朝皇帝和王侯陵墓前的神道石刻，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宋武帝刘裕初宁陵石刻、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石刻、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石刻、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石刻、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刻、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石刻、陈文帝陈茜永宁陵石刻、萧宏墓石刻、萧秀墓石刻、萧恢墓石刻、萧谵墓石刻、萧融墓石刻、萧绩墓石刻、萧景墓石刻、萧正立墓石刻，另有失考墓石刻多处。

　　这些陵墓大多取坐北朝南方向，石刻距陵墓约千米左右，一般都包括镇墓神兽、神道石柱、神道碑等几种。镇墓神兽分三种：天禄、麒麟与辟邪。三种石兽形态基本相似，均体形高大，昂首挺胸，口张齿露，目含凶光，腹部两侧刻有双翼，四足前后交错，利爪毕现，纵步若飞，似能令人听到其行走的脚步声，神态威猛庄严。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天禄顶部雕饰双角，麒麟为独角，而辟邪则无角。天禄又称“天鹿”，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与“大命”和“禄位”有关，因而古代最高统治者将其置于自己的陵前，既是禄位的象征，又是天命所归的反映，以显示其尊贵。麒麟也是我国古代被神化的一种兽名，其形象出现很早，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初期的中山国国王墓中就出土过一件错银双翼铜制麒麟，距今已2500年。麒麟是我国传说中的“四灵”（麟、凤、龟、龙）之一，也有称为“符瑞”的，因为它“不折生草，不食无义”，因而被视为“仁兽”。天禄和麒麟也统称为麒麟。它的出现，往往被附会为圣贤的降生，是太平盛世的表现，故而被南朝统治者置于墓前。辟邪之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记》和《后汉书·灵帝纪》从它的形象与命名来看，当为辟除邪恶而设。把这些象征性的石兽放在墓前，一方面作“守护”墓主之用，另一方面无疑是显示墓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万民共戴的至尊。在南朝陵墓石刻中，天禄与麒麟仅见于帝陵，辟邪则专用于诸侯王墓，等级严明，不能随意僭越更改。
　　俗话说：“丹阳的麒麟，南京的辟邪”。这指的是丹阳的萧氏家族成了齐、梁两代的帝王，皇帝死后，不忘叶落归根，纷纷在故乡丹阳建陵安葬，按照帝陵的礼制，镇墓神兽为天禄、麒麟。而南京多为齐、梁两代的王侯墓，其陵前镇墓神兽为辟邪。所以，天禄、麒麟便成了丹阳的象征，辟邪就成南京的象征。在南京市和丹阳市的入城处，分别有一座麒麟和一座辟邪的巨大现代仿制铜雕，在南京到处都能看见以辟邪为装饰的商标、纹样和仿制石雕，甚至南京市的市徽就是以辟邪为主的图案。

　　丹阳的天禄、麒麟可以说是南朝陵墓石刻中至上极品，其造型极为俊美。其中修安陵、永安陵、景安陵三陵的石刻最有代表性，特别是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的天禄、麒麟，其保存完好，身躯高大，头颈、胸腹屈曲弯折，呈“S”形状，给人以清秀颀长之感。装饰繁复，如对头部茸毛的刻划，使其线条复杂化了。颈部以及胸腹部仔细刻划出胡须与流苏状的饰物。翼膊有圆涡纹，又有鳞纹，而腹部又衬以羽翅纹，令人觉得神兽翼厚而大，足以鼓翮飞翔。多用圆刀法，圆雕、浮雕和线雕综合运用，艺术表现手法较其它诸陵石刻充分。而南京和句容的辟邪威武雄壮，丰满流畅，气势非凡。以萧宏墓石刻、萧融墓石刻、萧景墓石刻、萧绩墓石刻的辟邪造型最为生动，最具代表性。南京萧宏墓石刻辟邪身长3.2米，高2.84米，腰围3.35米，重达15吨以上。辟邪场预昂首，胸膛挺凸，阔口大张，长舌吐垂于外，贴于胸前，目光犀利，注视前方，气势剽悍，咄咄逼人。腹部雕饰双翼，圆阔舒展；四足交错上地，四爪锋利，尾长及地，尾端散作四缕，如鱼尾状，造型别致。整个辟邪雄浑简练，雕刻技法娴熟，圆刀、方刀交错使用，在中国雕塑史上新开一面。它完美地解决了形体结构的多面观问题，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均给人以明确的实体形象，造型的整体和局部皆十分和谐，显示出一种匀称美。

　　除了大家熟悉的镇墓神兽外，南朝陵墓石刻还有石柱和石碑。神道石柱又称华表，以南京的萧景墓石柱、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柱和句容萧绩墓石柱最为著名。萧景墓石柱原为两根，东西对称而立，现仅存西柱。柱高6.50米，柱围2.45米，分柱座、柱体、柱盖三部分。往座下部四方形，座面浮雕首尾相交衔珠的双螭（chi即盘曲的龙、蛇图案）。柱体饰瓦楞纹24道，上部接近柱盖处，凿有长方形柱额一面，上反刻楷字“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书体隽秀，笔力追劲。额下浮雕三力士以手承托，柱端置仰覆莲宝盖，盖顶立小辟邪一只。值得一提的是，萧景墓石柱和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柱的柱额都镌刻了当时流行一时的“反左书”，即两对石柱柱额相对而立，一方柱额为正书，而另一方柱额像镜子一样“把正书柱额镜像”，字体左右颠倒。从南朝石柱的造型来看，其风格很可能受了古希腊和古印度的影响，例如瓦楞纹柱身就有古希腊石柱的影子，这说明经过两汉和魏晋时期，东西方的交流已十分广泛。莲花宝盖的造型说明当时来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南北时期的极度盛行。南朝陵墓石刻的神道碑是研究南朝时期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宝物。以南京萧谵墓的碑文保存最为完整。石碑通高5.61米，宽l.60米，重10吨左右，分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碑首浑圆，饰以相交盘绕的双龙，碑额穿孔，孔下刻有“梁故侍中司徒膘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 17字。碑身镌刻着当时著名书法家贝义渊所书2840多字的楷体长文，大部尚清晰可读。碑座为昂首的龟跌。南朝立碑较少，千百年来又多毁散湮没，流传极少，而此碑巍然独存，让我们领略到1400多年前名书家作品的风采。贝义渊的书法独步当时，前人评其书“上承王羲之，下启欧阳询”，其真迹留传至今，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是十分罕见的书法艺术珍品。清人莫友芝评价萧碑时曾说过：“比较北魏诸刻，格韵相等，而稍朗润，盖南北大同小异处。”像这样的南北朝宏碑巨制，不仅江南罕见，在全国也不多见。此碑已于1957年建亭保护。
　　石雕艺术在我国历史悠久，在殷墟考古中就发掘出石虎、石人等石刻，汉代画像石刻更以其雄浑、拙朴、博大的艺术风格著称于世。鲁迅先生曾高度赞美祖国陵墓石刻艺术：“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示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鲁迅在此指的虽然是汉唐两朝石刻，但六朝石刻却是汉唐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它们比西安唐太宗“昭陵六骏”还要早一百多年。在整个中国石雕艺术史中，南朝陵墓石刻的地位举足轻重，烟烟生辉。它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而与同时代的北朝石窟艺术遥相媲美，光垂后世。

　　南朝陵墓石刻不仅是中国石雕艺术史上的杰作，也称得上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它们于1988年1月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朝陵墓石刻屹立在乡野农田中，经过千年的风吹雨淋的自然破坏，战争变革的人为破坏，南朝陵墓石刻已经风蚀严重，大部分石刻残缺不全。尽管如此，南朝陵墓石刻还是以它的残美古韵呈现出完美的造型。为了保护和利用这些露天的、还在慢慢风蚀国宝级石刻，专家、学者也想了很多办法。有人建议把南朝陵墓石刻搬迁到理想的场所保管，且方便人们欣赏，但这些石刻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想要搬迁必须申报国务院批准，况且理想的场所和技术目前还不具备。也有很多人反对搬迁，认为南朝陵墓石刻分布范围广，不易搬迁，且让这些石刻离开原地，即陵墓所在地，也是违反文物学理论的。所以，保护和利用南朝陵墓石刻还是持续和长期的事情。风雨千年，南朝陵墓石刻始终以它独具异彩的魅力展示在世人的面前